崇宁二年八月底的京城，夏天即将过去，署气却终未消散，缠绵许久。今夏的黄河比较安生，并未大涨，连带着京城的汴水也是数月静淌，水势平稳。江耘坐在汴河边的酒楼雅座之上向着北眺望，那是皇城的方向。
朝议之上，以蔡京为的新法派正步步为营，节节胜利。
“依三司之律，微臣巡江南，足迹遍布各州县，所观之新法成效斐然。江南三路赋税钱粮均有大增，今年有望达到两成。下臣所到之外，地方官员及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相庆，俱称新法惠民。纵有小疵，亦是末节之误，无关新法全局。更有民间乡村之处，奉有王相公之祠，据说香火不断，可见民心之所向。”三司使知事郞胡师文正在汇报工作，卖力地大声奏报，仿佛声音越高，新法便越重要。
“父兄之法，本是为我大宋之强盛而设，而朕与诸臣行之，今日见其利，可见良吏之助，才能见新法之效。”赵佶高声说道。
“皇上圣明！”不管是不是真心，下的众大臣齐声贺道。
赵佶龙颜大悦，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全赖诸位爱卿齐心协力。讲议司督行新法卓有成效，当再接再厉，不可懈怠。蔡相老当益壮，为新法尽心竭力，不顾个人的荣辱，一心为公，诚为人臣之楷模。”
御史许敦仁此时出班奏道：“皇上，蔡相前日所提请列元祐旧党刻名于碑之议臣等商议已久，皆以为可行，故请圣上裁夺。”
枢密使曾布反对道：“皇上，臣以为此事太过，祖宗家法中未尝有之，此例一开，心将遗祸无穷，望皇上慎思。”
户部尚书刘拯及礼部尚书李格非等一干旧臣也站了出来，反对这一提议。与此针锋相对的，是蔡京为班的那一班新党。整个朝堂之上，唇枪舌剑，箭拨驽张，一不可收拾，足足从辰时议到巳时。新党的立足**紧紧抓住立党碑的出**是为了新法的推行，虽有过，也是为国为民，无关私怨，这让他们在气势上略胜一筹，而相比之下，旧党则以党争为据，认为是对方是挟新法以报私怨，且妄开此例只会遗祸朝堂。蔡京见赵佶仍在犹豫，便使了个眼色，御史许敦仁会意，清了清因大声辩论而略显嘶哑的喉咙，说道：“皇上，当前之新法形势颇为关键，舆论导向极为关键，稍有不慎，便事关全局，目前便有一例足堪为证！”
赵佶见臣下吵了近两个时辰仍然毫无头绪，更气闷不已，便说道：“许御史详言。”
许敦仁一甩大袖，转过身来，对着曾布一干人等说道：“难道诸位最近没看《大宋天下》吗？”
曾布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原来是有备而来。”当下镇定心绪，说道：“许御史欲堵天下悠悠之口吗？”
胡师文接过话头，斥道：“无聊文士岂能代表天下悠悠众生？！当前行新法，乃是圣上承父兄之志为我大宋，筹谋策划均是庙堂之算，此等人物安能如此轻佻，妄加诋毁？京城之地，岂容此蛊惑人心、干涉朝政之物存在？妄论国事，罪一也；惑乱人心，罪二也；散布谣言，罔测阴晴，大违农时，罪三也！”他倒是好记性，将沈鸿博的言辞一字不漏的复述出来，配上唾沫横飞的模样，倒也有一番气势。
曾布暗叫不妙，知道新党挑起纷争志在四面开花，让自己一方穷于应付，欲求突破，便想起自己与江耘商定的底线，便不打算在此多加纠缠，沉默不语。
正当旧党无言之时，礼部尚书李格非却站了出来，高声说道：“胡大人此言谬矣。观我朝风气，自太祖起，从无因言获罪之例。《大宋天下》之说，只在因事而评，昔日范公曾言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士子文人，正以此而报君王，且清流之议，只在存其不同以堪真伪高下，何来干涉朝政之说？人心即民心，上有所为，下有所议。若党碑之利惠国惠民，则其议自消。其三，若论罔测阴晴，大违农时，此臣绝不苟同，《大宋天下》臣每期必读，每有小女欢呼雀跃则知雨至，自此留心天气，报纸行至今，天气之预报，十有九准。时闻京城外之菜农，清晨卖菜之后必聚于酒楼之外，听得报纸之天气预报后出城，此大惠农家之举，岂能是罔测阴晴，大违农时？以雅室之猜夺，度农人之喜乐，臣未之信也！”
李格非这话说得极其漂亮，你有一二三，我就没有甲乙丙？我那宝贝女儿在《大宋天下》主持工作，你却非要叽歪。范仲淹都说过了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那些反对立碑的士子也是为皇上考虑嘛，你们只许自己立碑，将别人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就不许人家有不同的声音了？最后一句更是精彩，以雅室之猜夺，度农人之喜乐，臣未之信也！你呆在冬暖夏凉的雅室里，怎么能知道农时，怎么能知道天气对农人们的重要？别给我女儿找麻烦！